在华人经济学界，人们对《卖橘者言》的作者张五常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十几年前，这本书以其非凡的睿智，风趣的语言和深遂的思想，风靡海内外，使不少人为之痴迷。张五常的经济学散文家的绰号也由此得来。
然而，真正使张五常在经济学界名声大振的，还是1969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的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张五常的这篇博士论文是怎么产生的呢？
张五常1959年进入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学习，1961年获学士学位，1962年获硕士学位，1963年春夏之交就考完了博士试，其势如破竹。但这势如破竹的速度，在博士试后却如碰到了铜墙铁壁。他曾经有三年时间为其博士论文找不到满意的题目而苦恼。其间，他不得不四易题目。直到1965年，时在加州长堤大学教书的他，在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一些有关台湾农业的资料引起了他的兴趣。台湾1949年进行的土地改革，把地主与农民的分成，规定在地主的地租不能超过农产品的37．5％。让经济学者难以置信的是，在政府的这种硬性约束下，农业产量非但不降反而急剧上升。是不是台湾当局搞的数字游戏？张五常带着这个疑问进行了多方的调查，但调查的结果显示，台湾土地改革后农产品产量上升的数字是无可置疑的。台湾当局对地租进行管制，生产怎么不降反升？
作为产权理论大师阿尔奇安的入室弟子、又熟读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科斯著作的张五常便尝试着用产权理论来解释这种情况：首先，土地是地主的私有财产，劳力是农民的私有财产，所以要从私有财产的局限入手进行解释；其次，佃农分成是一种合约，它与任何合约一样，其中的条件是双方议定的；再次，农民之间要竞争，地主之间也要竞争，因此佃农合约中的条件（包括分成的百分比），是在私有财产竞争的这两种局限下决定的。所以在佃农制度下，农民与地主的投资，佃户租用土地的大小与耕种劳力的多少，以及地主与农民分成的百分比，都是由上述三个理论基础决定的。而这些被决定的项目，就是佃农合约的条件了。从上述理论出发，张五常很容易就推断出地主在土地上的分成收入，与固定租金、雇佣农民、自耕自种等不同形式的收入大致相同。因为，竞争的局限条件大致一样。
顺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张五常又研究了在资源的运用与收入的分配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合约安排的问题，从而导致了在今天大行其道的合约经济的研究。在上述理论做得满意后，张五常又加入台湾土地改革中的约束地主分成的百分比，于是，他很快就把台湾土地改革中，当局对地租施加限制，但农产量不降反增这个问题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了：这是因为这约束是在市场决定的地主分成之下，农民的收入会高于他们另谋高就的收入，所以在竞争下他们必须增加劳力，使地主在较低的分成率中因为生产的增加而有点补偿。这样一来农产量自然就上升了。这就是张五常独特的佃农理论。
张五常从个案研究中引申出一般性的结论，不仅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开启了活水源头。这种方法既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所开创的案例研究相得益彰，又成了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源头活水。
张五常在其佃农理论中一再强调产权在经济运作中的重要性，主张交易费用对产权运作的重要影响，认为如果不把产权界定清楚，不用市场的价格机制来界定产权，或是否认个人产权的存在，或是政府过多地干涉资源的配置，那么必将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这些都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张五常也因此成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佃农理论》中，张五常深入地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合约的本质以及交易费用的关系。他认为，合约是一种普遍采用的资产流转的形式。人们要进行各种交易，就必须通过当事人双方以一定的合约方式来实现。由于交易物品或劳务具有不同的性质与特点，交易的方式与条件、交易的时间与频率、交易的地点等方面也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交易的合约形式安排也就有很大的不同。当事人总是会在自己的局限条件下千方百计地选择交易费用最低的合约形式安排，以使自己效用实现最大化。正是这种研究奠定了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基础，《佃农理论》也成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
人们把张五常称为经济学界的奇人，不仅是指其在学术上所达到的成就，而在于他的几“奇”。
首先是其博士论文《佃农理论》的历久弥新和几创世界滞销书之最的记录。
《佃农理论》英文版自1969年问世后，30多年来，该书及该书的内容每年都要被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引用20余次，其知名度和价值由此可见一斑。另一方面，该书1969年出版时，芝大出版社只印了1000本。在这1000本中，除世界各地图书馆自动购买了500本，作者及其学生、朋友买了大约300本之外，在25年后芝大出版社决定把版权交还给作者时，竟然还余有20多本尾数送给作者！就是说，30多年来，这本书真正在市场售出的，还不到200本！作为一本名著，其遭遇不可谓不奇。
其次，张五常的经历也不可谓不奇。
张五常1959年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经济系求学时，有幸拜现代产权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为师，后又被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认为是最了解其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他多次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来中国，与中国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并被奉为上宾；他甚至还被选为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主席，这是美国第一次把荣誉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张五常的教学也是堪称一奇。
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研究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身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的张五常竟被评为“最劣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
其实，在香港大学，张五常的课，最受学生欢迎了。每次听课，只要铃声一响，张五常就会进入教室，整个教室顿时肃然无声。张五常往黑板前的椅子上一坐，把双腿往讲台上一搁，就绘声绘色地讲起来。在课堂上，学生们或是鸦雀无声，全神贯注地听讲；或是哄然大笑，张五常妙趣横生的幽默一定会让你忍俊不住；或是激烈争论，谁有疑问随时可以举手与张教授讨论，而正是这样的讨论，又会引发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新思想——正因为这样的课堂气氛，张五常无论是开大课，还是开小课，每堂课都会爆满。常常是后来者席地而坐，整个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
张五常讲课，自己从来不备课，更不会在黑板上板书。因为在他看来，对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得主的演讲。有人问张教授：“你为什么不把自己思想写成一本教科书？”他回答说：“写教科书对我没有什么用处，今天写下来的，到讲课时思想有了新灵感，怎么可以墨守成规呢？”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按照常规来考察张五常的教学，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不合要求。
但如果是以“你对教师的学问是否有信心？”、“教师对你的思想上的启发如何？”的标准来评论教师，那么张五常一定会被评为最佳教师（其实，早在60年代，张五常就获得了美国最佳教师奖）。如果要问“教师备课准备得如何？教师的讲义清楚不清楚？教师开给学生的教学参考书是否容易？”那么张五常的得分就一定会不高。根据这两种评判标准，最优秀的教授与“最劣的教师”这种判若两人的形象会集一人之身，你说奇也不奇？
张五常先生的《佃农理论》和另一部汇集了他1969－1998年底发表在各种报章杂志的25篇精华文章的《经济解释》已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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